第二十三章（8/22）

挺多的，分别去过本、新加坡、澳洲以及欧洲等地。唐小舟发现，赵德良每次出访，虽然带有经济往等方面的任务，同时，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事务，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。

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，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。

过去的旧中国，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，而新中国成立后，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，叫部。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，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，而没有地位的差别，至少在部这个层面，是完全平等的。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，差别永远是存在的，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。一个领导部，如果既是决策者，又是执行者，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，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。目前，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，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，相互叉甚至彼此争权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将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，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，最高的是行政一级。这种行政分级制度，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，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，已经进步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进行了工资改革，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，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，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。仍然存在的，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，也就是现在们通常所说的，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、处级和科级。每一级，又分为两级，实际是十级，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级。

这种分级，显然存在很大问题。第一大问题，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，没有区别。第二大问题，越往上，级别的跨度越大，升级的难度也越大，最后形成了一一级的局面，而这所谓的一一级，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规定，变成了一种为的东西。权力结构的随意，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，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程的，那就是，只有少数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，绝大多数，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，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。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，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，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，缺乏升迁通道，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，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，更多的，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，个利益受到巨大影响，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，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。

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，一些基层警员，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，也可